组织变革，本质上就是“变法”。我们主持企业变法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能一上来就套用模板。相反，我们认为要先探诊和理解企业的基因，解决“变”和“不变”的关系。
01 商鞅甘龙之辩
我想借用一个历史上著名的组织变革项目来说明这个问题。这个项目就是秦国的商鞅变法。大多数人都是从影视剧中了解这个项目的。但影视剧的艺术作品，其目标是为了吸引眼球，而不是说明历史经验，因此“好人坏人”的对比总是很鲜明。
在影视剧中，秦国老臣甘龙是“保守派”，为了自己的权势反对变法。而商鞅是改革派，一心一意为了秦国人民的幸福着想。严肃史料的记载不是这样的。我们来看《商君书》中记载的双方辩论。因为篇幅，仅举其要点：
商鞅：只要可以强国利民，就可以变法（苟可以彊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甘龙：沿袭现有制度来治理，官员熟悉，群众也习惯（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商鞅：历史上的王霸法律都不同。聪明人设计制度，蠢人被传统束缚（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杜挚（甘龙弟子）：没有足够的利益，不颠覆传统（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商鞅：治理之道并不一致，只有有利就不一定要沿袭现有制度。商汤王、周武王兴起，用的都不是前代的制度。他们的后代没有变更制度，却灭亡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
02 商鞅变法是大成功吗？
《商君书》是商鞅思想的支持者所作，所以不会丑化商鞅的论点论据，也不会美化甘龙杜挚一方的论点论据。
虽然秦孝公被说服了，但在辩论中，商鞅事实上用的是诡辩方法，也没有直接回答甘龙一派的问题。甘龙一派不是反对变革，只是反对完全不顾现实、利益溢价又不够大的剧烈变革。商鞅使用的“商汤王、周武王兴起，用的都不是前代的制度”这个论据也是偷换概念。因为商汤王虽然不用夏朝的制度，但商汤的制度也是从商国传统中发展出来的，并非某一天醒来后凭空新造出来的。周武王也是如此。
事实证明，甘龙一派的担心不是多余的。由于新法“断崖式”突兀出现，秦国人缺少一个把握和习惯的过程，犯法的人很多。商鞅变法是依靠大流血、高压政策和巨额奖金推行的。秦国虽然因此被打造成了一柄战争利器，但同时也成了一个缺少温度、没有凝聚力的组织，一旦扩张结束，大家无法再从扩张中获得巨大利益，立即就会觉得痛苦不堪，很快便一哄而散了。
从长远看，商鞅变法到底是不是成功？那就见仁见智了。
03 组织改造计划要建立在历史基础上
每个企业的“企情”不同。换句话说，每一个组织精益变革项目，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起点。虽然哲学层面的思路不变，但具体措施、节奏，却需要因地制宜。用中国的表达方式就是，虽然“道”不变，但法、术却必须根据企业的情况而变，不能用一套模板走天下。
想要弄明白这历史起点的特质，就需要先做组织探诊，以确定翻天覆地般的变法是否必要：
现有制度中，有哪些经不起法律挑战？
有没有与企业声称的文化价值观相违背的制度？制度导向的价值观与企业声称的文化价值观，哪个更加适配组织特质？
企业组织需要哪些特质？制度与需要的特质是否适配？比如，竞争策略是效率导向的，组织应以运营效率为特质，相应的人才、考核、激励制度就都应与此匹配。如果竞争策略是创新导向的，就又不同。
有哪些制度可以通过技术性改造，比如通过增加敏捷性设计便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或者通过“吏治”水平提升便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从而不需要颠覆性变造？
04 乱名改作是组织治理大忌
秦国商鞅变法中，甘龙一派提出的问题，并非没有道理。“乱名改作”是治理大忌。中国历史上“断崖式”变法，主要就三个：商鞅、王莽、王安石，后两个都失败了。商鞅的新法虽然立住了，但遗害不少。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企业组织变革。所以，经过探诊，识别出适配性、合规性都没有太大问题的部分，尽量通过技术性纠偏或吏治提升来达到治理改进的效果，以减少员工的“折腾感”。但如果合规性有问题，就必须要改。此外，应尽量在制度中部署敏捷性技术工具，以便适应管理实践的动态变化。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在不伤害适配性的基础上，减少“改作”的频率。
（根据作者的分享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