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抗争至自杀
作者：钱江
在1966年的这个日子，人民日报的前任社长邓拓，因冤屈而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位不幸离世的高级党内文化人士。在此之后，田家英、柴沫、姚溱等党内知名的笔杆子，也相继跟随他的脚步……
196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下半版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戚本禹撰写的“大批判”文章《剖析〈前线〉与〈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中明确指出：“邓拓究竟是什么人？现已揭露，他实为叛徒。抗日战争时期，他混入党内。他表面积极，实则骗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进而担任了人民日报社的关键职位。他频繁利用职权，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广和宣扬其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观点。1957年夏日，他曾是资产阶级右派阵营中的关键人物。”
历经党内斗争的风雨变幻，邓拓曾身兼人民日报社总编辑与社长之职，自是深知本文“定性”一词之深意，洞悉文中的潜在杀机。正当国家滑向疯狂的“文革”深渊之际，戚本禹这篇背景深厚的点名批判文章，无疑成了引火烧身的前奏。
邓拓身心俱疲，戚文的问世让他失去了最后的信念支撑。
自姚文元那篇有关海瑞罢官的论述公之于众后，邓拓奋起抗争，力图扭转败局。然而，如今看来，他的一切努力似乎都将徒劳无功。
自1965年11月底，北京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后，邓拓在市委会议上的发言频现，他强调：“此次讨论应致力于在学术界树立良好风气。我们要严格按照《北京日报》的‘编者按’精神行事，落实‘双百方针’，实事求是地辨析是非。文章应以理服人，而非以势压人。应鼓励各方发声，避免片面之词。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对于过激的批评，应予以纠正，绝不能采取极端手段，将人一棍子打死。”11月30日，邓拓主持召开了高等院校会议，对姚文进行了讨论部署，并要求以《北京日报》的按语为依据，深入开展学术探讨。
他岂料，处理这些事务，竟成为他职业生涯的终点。
《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
回首往事，早在1958年8月，邓拓就被批准离开人民日报，但交接工作却是到1959年2月才完成的。人民日报编辑为此举行全体人员大会，为邓拓送别。面对满场同事，邓拓吟咏了自己充满激情的古典诗《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笔走龙蛇二十年，
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
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
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
举国高潮望接天。
自1949年7月起担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直至1959年2月离职，他与这家报纸共度了整整十年的风风雨雨，其间培育出的情感尤为深厚。即便此刻离别，他与《人民日报》之间那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岂能轻易割舍。
1957年四月，毛泽东直面指责邓拓。次年三月，于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再度以对该篇“反冒进”社论的评价为引，于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名批评邓拓。南宁之行归来，邓拓即刻正式提交了辞呈。
对于邓拓的遭遇，彭真这位在战争年代的老首长不仅深知其情，更是深表同情。因此，他通过中组部的安排，将邓拓调至北京市委，担任书记处书记一职。恰逢此时，北京市委正筹备创办一份理论刊物，急需一位负责人。邓拓正是彭真心中所想的理想人选。1958年7月14日，彭真在听取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办刊及刊名的事宜汇报后，便即兴表示：“有了邓拓，事情就好办了。”
在彭真的安排下，邓拓于1959年2月履新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工作。按照职责划分，理应由邓拓主管《北京日报》，然而，这样的安排与他此前在《人民日报》的职务产生了紧密的联系，显得颇为微妙。鉴于此，彭真决定将《北京日报》的职责交由郑天翔承担。北京市委的书记们对邓拓充满敬意，深知他在办报领域的专长，因此，关于《北京日报》的事宜，他们常常与邓拓进行沟通。
自1961年起，我国中央政府推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旨在纠正“大跃进”时期的一些偏差。对于这一体现实事求是精神的方针，邓拓给予了坚决的支持。在年初的1月11日，北京日报社长范瑾传达了邓拓关于报纸宣传的讲话要点，核心观点在于倡导阅读，并建议报纸应多刊登一些古人勤奋自强、刻苦求学的感人故事。这些故事与鼓励人们与困境抗争的精神相契合。
听闻此番发言，北京晚报的编辑即刻寻觅邓拓，诚挚邀请他为晚报执笔撰文。邓拓欣然同意，于晚报的“五色土”副刊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该专栏的首篇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于1961年3月19日与读者见面，旨在弘扬读书的优良传统。
《燕山夜话》广受欢迎，激起了《前线》杂志编辑的强烈兴趣，他们深知邓拓作为该刊主编的身份，理应为本刊贡献笔墨。于是，他们纷纷提议，希望邓拓能在《前线》开设个人专栏。邓拓本有意应允，却又担忧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按时完成稿件，进而耽误了编辑部的截稿时间。因此，他提议寻求他人协助，最终将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和副市长吴晗邀请加入，共同担纲撰写专栏。
1961年9月20日，邓拓、吴晗、廖沫沙于四川饭店共进晚餐，边食边议为《前线》杂志撰稿事宜。邓拓提议，三人携手开设一杂文专栏，命名为“三家村”。随即，他们决定将这一栏目命名为“三家村札记”，寓意着一种幽默风趣的氛围。
在署名问题上，邓拓提议仿照“马铁丁”的命名方式，即从每位参与者的名字中各取一字。与会者一致赞同，吴晗选取了“吴”字，邓拓的笔名“马南邨”则取“南”字，廖沫沙取“沙”字，于是合称为“吴南沙”。随后，廖沫沙提出采用他的笔名“繁星”中的“星”字，最终定名为“吴南星”。此外，他们还约定，文章的页码以《前线》杂志为准，字数限制为一千字，题目由作者自定，每期一篇，轮流执笔。现场便指派李筠担任《三家村札记》稿件的联络人。
自1961年创刊至1964年停刊，《三家村札记》共发表了198篇文章（其中5篇非邓拓、廖沫沙、吴晗所撰）。在此期间，邓拓得以持续创作《燕山夜话》并参与《三家村札记》的撰写，关键因素在于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后，党内民主氛围得以提升。然而，步入60年代中期，随着中苏论战的加剧，国内“阶级斗争”的氛围日益浓厚，思想活跃的气氛逐渐消散。《三家村札记》作为思想活跃的载体，首当其冲地遭遇了质疑。
1963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报告。5月，江青到上海，在柯庆施支持下组织批判戏剧《李慧娘》的文章，廖沫沙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文章《有鬼无害论》即受到批判。这是对“三家村”的当头一棒。廖沫沙不得不在北京市委统战部内作了检讨。1965年2月18日，廖沫沙的检讨刊登在《北京晚报》上。当时彭真认为，用这个方式就可以为廖沫沙“还账”了，他表态说：“廖沫沙对《有鬼无害论》的检讨做得很好，若有人继续纠缠，那便是对方的问题了。”在作出此番表态后，廖沫沙随即前往北京郊区参与“四清”工作。
吴晗深感周围环境充满艰险，遂致信邓拓，诉说自己选题困难，工作繁重，建议放弃继续参与“三家村”的文章撰写。邓拓与廖沫沙心有灵犀，默契地表示赞同。《三家村札记》以最后一篇名为《遇难而进》的文章作为终结，缓缓落下帷幕。
坚决抵制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
1964年8月，中共华北局于北戴河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决议发布对吴晗关于“道德继承”观点的批判文章。李筠接到彭真、刘仁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得知此指令后，立即动身前往那里，着手撰写批判文章。与此同时，刘仁与邓拓亦通过电报邀请吴晗前往北戴河，以便撰写检讨书。
革命还是传承——与吴南星同志就“道德传承论”展开讨论》，作者署名为金世伟（北京市委的谐音），并附有编者按。编者按中指出，金世伟同志此文针对吴南星同志的“道德传承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这是一次颇具价值的学术争论。吴南星同志的两篇文章《说道德》与《再说道德》曾在杂志“三家村札记”专栏发表，该专栏由多位作者轮流撰写，署名均为吴南星。然而，回顾当初，采用这种形式本身便存在不当，因为文章并非集体创作，作者观点亦不尽相同。两篇文章虽经编辑部审阅，但我们当时未能从“革命或传承”这一根本问题出发审视剥削阶级的道德，对吴南星同志的文章仅作了一些细节上的修改便予以发表，这构成了原则性的失误。同时，在原则性问题上作出无原则的妥协，亦属不当。
这篇文稿终未面世，其背后的原因仍旧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恐怕吴晗与邓拓正面临更为深重的劫难。
面对廖沫沙和吴晗遭受不实指控的时期，邓拓的处境同样风起云涌。在姚文元文章于1965年11月13日公开发表之后，邓拓紧急召集范瑾、李琪、李筠商讨应对之策。在讨论中，邓拓不禁问道：“不知吴晗对此有何看法？”随后，他拿起电话，直接拨通了吴晗的电话，询问道：“你已阅读了这篇文章，觉得如何？”
吴晗无奈地表示：“若是涉及学术争议，我愿意与他展开讨论。然而，他对我施加政治标签，这分明是诬陷。我于1959年撰写的文章，又怎能预知1961年会出现‘单干风’这一现象？”
“听闻《海瑞罢官》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有所牵连，然而真假难辨，我们对此亦一无所知。”
本次会议作出决议，《前线》与《北京日报》将共同进行学术上的批判。然而，文章尚未完成，转眼间已至十一月底，形势突变，拒绝刊登姚文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即便如此，彭真依旧竭力将批判活动限定在学术讨论的范畴之内。
11月28日，彭真于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会议，并安排了姚文的相关转载事宜。在布置过程中，他不经意间感慨道：“吴晗在解放前一直致力于民主斗争的事业。”
邓拓在彭真身旁即刻回应道：“就吴晗目前的所作所为来看，尚不足以断定其为反党或反社会主义，我们不应轻易给予定性。这是事实，不容许有丝毫的误导。”
1965年12月2日，邓拓与范瑾共同召集《北京日报》及《前线》杂志的学术批判小组成员，召开会议以传达市委的立场。邓拓在会上指出，对于此次争论，我们应持有一种明确的态度。他进一步阐释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与《北京日报》三份报纸按语之间的差异：《解放军报》的按语立场鲜明，这主要源于军队内部不鼓励百家争鸣和学术探讨。然而，关于吴晗的问题，结论尚未明确，既未确认《海瑞罢官》为毒草，也未对其展开批判，更未因此罢免吴晗的职务。吴晗原本并非戏曲创作之人，是他人邀请他创作，然而在创作过程中，他却逐渐沉迷其中，以至于将自己比作海瑞，正如郭沫若自比蔡文姬，孟超自比李慧娘一般。李慧娘的角色确实曾对贾似道进行过指责。至于吴晗的问题，还需观察其发展趋势，未来将如何演变，我们留待日后观察。
邓拓指出，当前首要任务是将其视作学术议题进行探讨。培育正派学风，宜将学术问题先行探讨，如此即便涉及政治议题，处理起来亦能更加稳妥。政治与学术问题应予以区分，若一时难以区分，不妨先按学术问题来处理。欲扭转不良风气，诚然，姚文元提出政治问题亦不容忽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皆享有发言权。批评并非致命打击，亦非末日降临，工作依旧可以继续。批评旨在促进工作进步，过激的批评亦需纠正，不可一概而论地否定。当务之急是缓解当前局势，应当有人撰写文章，明确指出姚文元文章中的正确之处与过分之处；吴晗的论述亦需明确其正确性与错误之处。这场学术界的大辩论在所难免，它触及历史人物评价与道德观念评价等诸多议题。
邓拓指出，在探讨《海瑞罢官》的研究中，我们应深入剧本本身的问题，确保材料与观点均有充分依据，而姚文元所引用的内容亦存在瑕疵。吴晗曾述及，他于1959年创作《论海瑞》时，旨在反驳右倾机会主义。随后，马连良邀请他创作剧本，经过七次修改，终于在1961年8月8日定稿。该剧本同年上演，直至1962年8月。起初，吴晗的初衷是创作关于海瑞的作品，直至第四稿时，在众人建议下，剧本名称才改为《海瑞罢官》。
彭真对邓拓的观点表示赞同。进入12月，彭真下令邓拓撰写一篇批判吴晗的文章。邓拓随即要求李筠提供先前提及的未被发表的“金世伟”文章以供参考。凭借这一基础，邓拓迅速完成了新文章，题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就几个理论问题与吴晗同志商榷》，署名赵凯。文章开篇，《前线》编者附上按语称，赵凯同志此文从吴晗同志新编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出发，探讨了其道德继承论的基本观点，并提出了原则性的异议，旨在与吴晗同志进行商榷。赵凯同志将“道德继承论”与海瑞罢官议题相结合进行讨论，我们对此表示支持。我们期望广大读者能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参与对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相关议题的探讨，以促进我国科学艺术的进一步繁荣……此按语内容与金世伟文章的按语大体一致。
邓拓将文稿呈递给彭真审阅，彭真认为内容过于简略，遂提出修改意见。邓拓据此重新修订文章，随后由市委书记们逐一审阅。最终，彭真定稿，以“向阳生”为笔名，于12月12日同时在《前线》和《北京日报》以显著版面予以刊登。该文以学术探讨的口吻，对吴晗的道德继承观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在发表时，原文的编者按被删除，未予采用。
在向阳生文章次日，《北京日报》紧跟市委基调，刊登了李筠所撰《对待〈海瑞罢官〉应持何种态度？》。随后，12月25日，《前线》杂志亦刊登了李筠以艾力耘笔名撰写的文章《用革命批判精神审视历史人物》，文章进一步重申在“百家争鸣”政策指导下如何审视“海瑞罢官”这一议题。
在匆忙撰写《向阳生》文章之际，邓拓遵照彭真的指令，致信吴晗，催促他尽快完成有关“海瑞罢官”事项的自我检讨。在信中，邓拓指出：“你所面临的思想困惑，或许核心问题在于对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理论的把握尚不够清晰”，“对于你的文章，无论是进行自我批评还是对姚文元的文章提出批评意见，我们都认为应当毫无保留地公开发表，切勿有所顾忌。”
采纳了邓拓的建议，吴晗随即撰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对相关事实与历史依据进行了详尽的说明与阐释。文章明确指出，《海瑞罢官》与所谓的“单干风”、“翻案风”并无关联。然而，在若干问题上，吴晗不得不违心承认了错误。该检查文章于12月27日刊登在《北京日报》上。
凭借个人丰富的经历和深刻的洞察，邓拓敏锐地察觉到了姚文元文章的复杂性。在1965年12月19日举行的《前线》组长会议上，他明确提出，关于海瑞问题的论述并非出自单一作者之手。早在1959年，《解放日报》便曾刊载过蒋星煜的《南包公海瑞》一文，并附有编者按语，赞誉海瑞事迹广为流传，其人无私无欲，对海瑞予以高度赞扬。然而，姚文发表后，《文汇报》虽重新刊发了蒋文，却未同时刊登当年《解放日报》的编者按。邓拓带着几分质疑指出，既然要批判，就应该全面批判。而现在仅发表蒋文，却保留了自己的按语，这其中恐怕大有文章。
会议落幕之后，邓拓嘱托李筠向吴晗探询蒋星煜的身份，并暗示或许可由吴晗的秘书撰写一封“读者来信”，投递至《文汇报》，对《解放日报》先前所发表赞颂海瑞的文章提出质疑，为何未先自查便对他者进行批评。然而，此事尚未着手实施，局势已愈发难以掌控。
1966年1月16日，许立群主持召开了北京六家报刊编辑部的会议，意图将关于姚文的文章讨论限制在学术领域。许立群表示：“依照规定，所有批判性的文章都需提交至中宣部办公室。”与会者李筠，受邓拓之托发表意见称：“我们并未有意介入此次讨论。《前线》杂志篇幅有限，目前有众多工作需要宣传，且需面向工农兵群众，力求内容通俗化。截至目前，我们已刊登了三篇文章，主要目的在于弥补过去我们曾发表过的关于道德问题的两篇文章。我们的文章引发了吴晗的自我批评，为批判提供了明确的靶子。今后若有关于吴晗问题的政治性结论文章，我们将予以转载。”
“向阳生”冲突
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了“5人小组”的扩大会议，并据此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即《二月提纲》。然而，就在此时，邓拓遭遇了一件出乎意料的变故。与邓拓素未谋面的关锋，在深夜突然拜访了他，并与之进行了深入的交谈。翌日，邓拓向李筠透露，此前康生曾致电给他，提及关锋对“向阳生”的文章有所微词，建议他们约定时间进行交流。
关锋旋即抵达，向邓拓直言不讳，指出向阳生的文章并未涉及政治议题，实则是在为吴晗进行辩解。尤其是你，与吴晗曾共同执笔撰写文章，此番行径实属不妥。吴晗所谈忠孝观念并非空洞无物，其中蕴含着具体内涵，而他所说的孝道，实则是在指责我们。关锋还提出了与邓拓相左的若干观点。
邓拓向关锋解释道，《北京日报》并非我负责管辖的范围。至于我撰写《向阳生》一文，起初确实有过在文中进行反思的打算。他特别强调，彭真并未插手此事。面对关锋的指控，邓拓回应道：我并非未曾提及政治议题，文章的结尾部分正是对此进行了探讨。
邓拓向李筠透露，关锋在那日亦对他赞誉有加。面对即将到来的风暴，康生派人前来交谈，其真实意图，邓拓未能洞察。
随后，局势急剧加剧，自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与康生、江青等人士进行了三次会谈。在谈话中，他严厉指责北京市委存在封闭僵化的局面，称其为“铁桶江山”，并下令予以解散。同时，毛泽东将中宣部比喻为“阎王殿”，并号召“推翻阎王，释放鬼神”，同时指出吴晗、翦伯赞是学术界的权威人物，背后还存在着庇护他们的党内大权威（指彭真）。毛泽东还特地指出，《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两部作品具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这一系列言论，为邓拓背负了沉重的罪名，在当时几乎无法洗清。
4月6日至4月11日，在刘仁、万里、郑天翔所领导的“三人领导小组”以及李琪、宋硕、范瑾、张文松构成的“四人办公室”的指导下，包括《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前线》杂志、北京出版社、高教局、教育局、文化局在内的多家单位，在市委交际处对邓拓进行了批判。此次批判主要针对邓拓提出质疑，并最终得出结论：“邓拓坚定拥护三面红旗，在抵制单干风、自由市场等问题上与书记处保持一致立场。”同时指出，“除《三家村札记》外，邓拓的其他文章均属正确。”然而，自这一天起，邓拓便停止了工作，转而专注于自我检查。
北京市委无法继续庇护邓拓。不仅如此，他们甚至着手筹备了对邓拓的批判活动。
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题为《关于“三家村”与〈燕山夜话〉的批判》的文章，对邓拓等人的观点进行了全面剖析。
彭真在材料刊发之后，特地拨通了邓拓的电话，亲切地劝慰他不必过度紧张，应保持正确的态度，严于律己。同时，彭真还关切地提醒邓拓要照顾好身体，关注健康，为未来的工作储备能量。
刘仁特地派遣专人前来看望邓拓，以慰藉其心绪，并劝其保持冷静。
前北京市宣传部部长杨述专程探望了邓拓，共同回顾了当下的变幻莫测，彼此的心情都显得格外沉重。邓拓沉吟道：“我已做好了承受一年的考验，再逐步明察问题的准备。”杨述却轻轻摇首，语气略显凝重：“依我看，这次的考验或许会更加漫长，恐怕需要两三年的时间。”然而，这场民族性的劫难最终在中国蔓延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时光。
邓拓遭受的批判迅速加剧。5月8日，《解放军报》刊登了由江青亲自策划并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其中明确指出邓拓“为资产阶级复辟吹响号角”，并指责《燕山夜话》是“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同日，关锋化名何明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同高炬文章唱一个调子，都是针对4月16日《北京日报》对“三家村”的批判的。文章说，《前线》、《北京日报》批“三家村”是假批判，说“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这篇文章事先曾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表态说：“我对何明的文章已审阅完毕，颇感赞同。”
上海《解放日报》与《文汇报》不约而同地刊发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翌日，此篇佳作迅速在全国各大报纸上广为传播。文章指出，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撰写文章，实乃一场精心策划的反社会主义攻势，具有明确的目的、周密的计划和严密的组织。文章呼吁揭露那些“指示”、“支持”及“吹捧”他们的幕后黑手，并深入挖掘其根源所在。
邓拓彻底丧失了争辩的资格，唯有默默忍受这番屈辱。
邓拓、丁一岚
邓拓之击
1966年5月16日，历史性的“5·16通知”得以通过，正式吹响了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号角。自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一众领导人物陷入了囹圄之境。同日，全国各大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纷纷转载了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7期上发表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实际上为邓拓的定性奠定了基调，此类重大案件若无长时间的沉淀，恐难有转机。以“反右”运动为例，即便已过去十年，右派分子的境遇依旧每况愈下。
阅读了戚本禹的著作，邓拓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告别尘世的决定，与即将降临的苦难绝缘。
5月17日傍晚，邓拓将妻子与孩子安置妥当后，便伏案笔耕，直至夜深人静。
第一封信，致彭真、刘仁及市委同仁。
……纵然在这场斗争中，我已成为众矢之的，一场遍及全国的批判浪潮正蓬勃发展，众人一致指责《燕山夜话》与“三家村”的“黑帮”所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然而，我依旧不懈地深入研读毛主席的著作，以期更好地把握革命形势的演进。
众多工农兵作者纷纷表示：“一经收听广播，目睹报纸上所载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污言秽语，无不义愤填膺。”我深知他们的激动之情。对于所有批评我的声音，我毫无怨言。只要是有利于党和革命事业的，我愿意承受任何痛苦与牺牲。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将如此。
文章的真正意旨有待组织指派专人进行审查。在《燕山夜话》与《三家村札记》中，我所撰写的文章共计171篇，其中存在问题的文章数量及问题性质如何？这无疑是客观存在的，相信最终会查明真相。
在信中，邓拓以较长的篇幅详尽地描述了他两次被捕入狱及获释的经历，并在其中申明道：因此，我绝不认同自己曾“混入党内，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我坚信，自己始终在党的指引下，为革命事业不懈奋斗，全力以赴。
邓拓遗书中最后言：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
伟大光荣正确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辉煌事业，在全球范围内迎来胜利的曙光，万岁！
邓拓
1966年5月17日
他在5月17日的深夜或18日凌晨选择了以生命终结的方式，进行最后的抗争。然而，这一悲剧色彩更深的细节在于，他在遗书中不断重复着“万岁”这一口号，仿佛身陷于那封建王朝中阴霾重重的宫殿之中。
在完成致彭真与刘仁的长篇遗书之后，夜色或许已悄然步入5月18日的拂晓时分。晨曦初露，诸多不可预知的变故或许即将降临，所余时日已寥寥无几。在这最后的宝贵瞬间，邓拓向妻子丁一岚发送了一条诀别的短信。
昔日，在抗日敌后根据地的岁月里，我与年轻的丁一岚相识相恋。邓拓的情怀何其灿烂，他曾留下众多韵味悠长的精美诗篇。然而，面对死亡的降临，他已无暇挥洒墨彩于诗词之中，这也足以见得邓拓决心赴死的急切。
一岚：
因急于赶写一封致市委的长信，我未能及时给你们寄信。此刻，我心跳不规律，肠道不适亦困扰着我，便不再多言。
请你们永远将我忘记，永别再提及。是我给你们带来了太多的苦楚，今后，你们将永远摆脱我留下的精神创伤。
永别了，亲爱的。
在挥笔写下这些文字之际，邓拓走完了自己54年的生命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