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223 年 6 月，长江畔的白帝城（今重庆市奉节县）笼罩在一片萧瑟之中，蜀汉开国皇帝刘备带着未竟的兴汉之志溘然长逝。
彼时的蜀汉，刚刚经历夷陵之战的惨败，国力大损，北面有曹魏虎视眈眈，东面有东吴伺机而动，内外交困的局面让这个新生的政权岌岌可危。
意外的是，被后世贴上 “胆小无能” 标签的刘禅，却能在这样的绝境下守住蜀汉江山，使其安稳存续 40 年 ， 要知道，即便被誉为 “千古一帝” 的秦始皇，其苦心经营的秦朝，历经 37 位秦王百余年打拼才实现统一，却在他离世后第二年便分崩离析，仅传两代便走向覆灭。
为何刘禅统治的蜀汉能打破 “二代而亡” 的魔咒？这背后，除了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更藏着刘备临终前另一项被多数人忽略的关键托孤安排。
李严受托孤重任 ， 被艺术创作遮蔽的关键力量
提及刘备白帝城托孤，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是《三国演义》里刘备将刘禅托付给诸葛亮的场景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
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段饱含信任与期许的对话，让诸葛亮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形象深入人心。然而，艺术创作终究为了戏剧效果，有意弱化甚至删减了部分历史细节，导致李严这位同样肩负托孤重任的大臣，逐渐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三国志・李严传》中有着明确记载：“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 这段文字清晰地表明，刘备的托孤并非 “独托诸葛亮”，而是 “双托孤”， 诸葛亮与李严共同辅佐刘禅，且李严被赋予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权力。
这里的 “中都护” 并非普通官职，在三国时期的军事体系中，中都护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总领内外所有军队，上可参与军事战略制定，下可直接调动各地驻军，相当于蜀汉的 “兵马大元帅”。
与之相对，诸葛亮的核心职责则集中在政治治理与国家内政上，负责统筹粮草、安抚百姓、制定国策。
据《三国志》注引的史料记载，刘备临终交代后事时，气息已极度微弱，却先提及 “李严可委以军事”，随后才嘱咐诸葛亮辅佐刘禅 ， 这一细节足以说明，在当时的托孤格局中，李严的地位或许并不低于诸葛亮，甚至在军事领域的权重更为突出。
正是这种 “政治归诸葛亮，军事归李严” 的权力分配，构建起蜀汉初期的权力制衡体系，为政权稳定埋下了重要伏笔。
白帝城托孤背景 ， 李严的履历与刘备的现实困境
要理解刘备为何选择李严共同托孤，需先看清李严的个人能力与刘备当时的处境。
据《三国志》记载，李严字正方（原文 “文远” 为笔误，正史载其字正方），出身于汉中郡的世家大族，自幼聪慧好学，不仅饱读诗书，更兼具出色的军事天赋，年少时便在当地颇有声望。
他早年曾效力于益州牧刘璋，因治军严明、办事干练，逐渐成为刘璋麾下的核心将领之一。
刘备与李严的交集，始于公元 211 年的 “入蜀之争”。彼时，刘备正困守荆州 ， 这块被曹操、孙权、刘璋三方觊觎的 “四战之地”，北有曹操大军压境，东有孙权虎视眈眈，西有刘璋隔江相望，稍有不慎便会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
恰在此时，益州高官张松向刘璋进言，建议邀请刘备入川共抗汉中的张鲁。刘璋因与刘备同为汉室宗亲，又听闻刘备向来以 “仁义之师” 自居，便放下戒心，亲自派人迎接刘备入蜀。却不知，这一决定最终让他失去了整个益州。
公元 213 年，刘备与刘璋因利益冲突彻底反目，双方在益州展开激战。当时，李严正奉命镇守绵竹 ， 益州的东部门户，这里地势险要，是成都的重要屏障。
起初，李严率部顽强抵抗刘备，多次击退蜀军进攻；但随着战事推进，他逐渐看清刘璋的庸碌无能 ， 刘璋胸无大志，只想偏安益州，根本无力与曹操、孙权争夺天下，而刘备虽暂处劣势，却有着兴复汉室的远大志向，且麾下人才济济。
权衡之下，李严最终选择归降刘备。他的倒戈，让益州门户洞开，刘备大军得以长驱直入，仅用一年多时间便占领成都，彻底掌控益州。
这场归降，不仅让刘备看到了李严的军事才能，更让他意识到，李严在益州本土势力中的影响力 ， 这为后来的托孤埋下了关键伏笔。
彼时的益州，在刘璋统治后期早已乱象丛生：地方豪强割据一方，擅自截留赋税；盗贼横行乡里，百姓苦不堪言；朝廷政令不通，官员腐败成风。
刘备占领益州后，急需稳定局势，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拉拢益州本土势力 ， 毕竟，他带来的 “荆州派” 官员虽为核心，但在益州根基尚浅，若不能获得本土豪强的支持，政权很难长久。
李严作为益州本土势力的代表人物，既有才能，又有声望，自然成为刘备拉拢与重用的关键对象。
托孤李严之因 ， 刘备的深谋远虑与权力平衡术
刘备选择李严共同托孤，绝非一时兴起，而是基于对皇权稳固、内部平衡与人才能力的三重考量，展现出一位开国君主的深谋远虑。
从皇权稳固角度来看，刘备深知 “权力过度集中” 的危险。他亲眼见证了刘璋的悲剧 ， 刘璋过度信任李严，却最终被其背叛；他也熟知历史教训 ， 秦朝因赵高专权、汉朝因王莽篡汉，皆因皇权旁落、权臣独大。
因此，即便他对诸葛亮极为信任，甚至让刘禅认诸葛亮为 “相父”，也不愿将所有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将军事权力交给李严，与诸葛亮的政治权力形成制衡，既能防止任何一方独揽大权、威胁皇权，又能让两人相互监督、互补不足，确保刘禅的皇位稳固。
从内部平衡角度来看，蜀汉内部始终存在两大核心集团：一是刘备从荆州带来的 “荆州派”，以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人为核心，是刘备的嫡系力量；二是益州本土的 “东州派” 与 “益州派”，以李严、费观（《出师表》中费祎的宗族叔叔）、董和等人为代表，是益州的本土势力。
刘备从公元 214 年占领益州到 223 年去世，仅短短 9 年时间，两大集团尚未完全融合，矛盾与隔阂依然存在。若托孤仅选择诸葛亮这位 “荆州派” 代表，必然会让益州本土势力心生不满，甚至引发叛乱；而将李严纳入托孤体系，赋予其军事大权，则能有效安抚益州本土势力，让他们感受到被重视，从而减少内部摩擦，维护蜀汉的整体稳定。
从人才能力角度来看，李严确实具备担当托孤重任的实力。刘备占领益州后，面对刘璋留下的烂摊子，曾陷入 “治理困境”：诸葛亮主张 “仁政”，认为应轻徭薄赋、安抚百姓；但刘备深知 “乱世用重典”，若不迅速以严明的法律整顿秩序，益州将永无宁日。
最终，刘备将制定法律的重任交给了李严，李严不负所望，结合益州实际情况，牵头制定了《蜀科》， 这部法律既严厉打击了豪强劣绅的不法行为，又保障了普通百姓的基本权益，很快让混乱的益州恢复秩序，四川盆地从 “傍晚荒凉、盗贼横行” 变为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这份治理能力，让刘备坚信，李严不仅能统兵打仗，更能辅助刘禅稳定朝局。
对比三国时期其他政权的托孤案例，更能看出刘备这一安排的高明。
曹魏文帝曹丕托孤时，任命司马懿、曹爽等人为辅政大臣，却因权力分配不均，导致曹爽专权、司马懿隐忍多年后发动 “高平陵之变”，最终曹魏政权被司马氏取代；东吴大帝孙权托孤时，重用诸葛恪、孙峻等大臣，却引发了激烈的权力斗争，诸葛恪被杀、孙峻专权，东吴国力自此一蹶不振。
而刘备的 “双托孤”，在初期成功实现了权力制衡，为蜀汉赢得了宝贵的稳定期。
结语
遗憾的是，刘备精心设计的托孤格局，最终未能长久维系。李严在接受托孤重任后，逐渐暴露了个人野心：他曾上书刘禅，请求为诸葛亮加 “九锡”， 在古代，“九锡” 是权臣篡权的象征，如王莽、曹操皆曾受九锡，李严此举，实则是想借此试探朝局，甚至妄图拉拢诸葛亮共同架空刘禅，这一请求被诸葛亮严词拒绝，两人关系自此破裂。
公元 231 年（建兴九年），诸葛亮率军北伐曹魏，李严负责筹措粮草。因连日大雨导致粮草运输受阻，李严先是写信劝诸葛亮撤军，待诸葛亮撤军后，又反过来埋怨诸葛亮 “擅自退军、错失良机”。
诸葛亮早已察觉李严的私心，遂将两人的往来书信呈给刘禅，联合朝中大臣弹劾李严，最终剥夺了他的军权，将其贬为庶民。
此后，李严一直盼着诸葛亮能重新启用自己，却没想到，诸葛亮在多次北伐（正史中诸葛亮共五次北伐，“七擒孟获”“七出祁山” 为艺术夸张）后，于公元 234 年病逝于五丈原，留下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的千古遗憾。
李严深知，诸葛亮去世后，再也无人会原谅他的过错、给他东山再起的机会，最终郁郁而终。
尽管李严的结局令人唏嘘，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刘备托孤决策的价值。
在刘备去世后的十余年间，正是诸葛亮与李严的 “政军分工”，让蜀汉在内外压力下保持了稳定：诸葛亮主持内政，发展生产、安抚百姓，为北伐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李严镇守永安，抵御东吴进攻，确保了蜀汉东部边境的安全。
这段稳定期，不仅让刘禅逐渐掌握了治国之道，更让蜀汉积累了足够的国力，得以在诸葛亮去世后仍存续 29 年，直至公元 263 年才被曹魏所灭。
历史没有绝对的对错，我们不能以现代眼光苛责刘备未能看透李严的野心，毕竟，在当时的处境下，选择李严共同托孤，是刘备能为蜀汉找到的最优解。
这场托孤，既是一位开国君主对江山社稷的最后守护，也是三国乱世中权力平衡的经典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