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开湘，生于1901年2月，在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的黄家村，一个贫瘠的农民家庭中降生。他拥有四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黄开湘自幼便饱尝生活之苦，成年后以木工技艺和箍桶为业谋生。
方尚香，黄开湘的母亲，原籍弋阳县漆工镇湖圹村，与方志敏同属方氏宗族，乃其堂姑。1926年，方志敏受江西省委之命，返回故里，着手推进农民运动。在方家兄弟的感召下，黄开湘凭借其木匠手艺，有力地协助方志敏在漆工、烈桥等地近百个村落中，成功建立了秘密农协会。随后，经方志敏与黄镇中的引荐，黄开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赣东北地区早期党员之一。在土地革命时期，黄开湘投身于那场声势浩大的弋横地区六万余农民的年关大暴动，从而开启了其波澜壮阔的军事生涯。
01、程咬金式的“斧头将军”
在创建与拓展赣东北苏区的艰难岁月里，亦或在历次抗击“围剿”的激战与万里长征的征程上，黄开湘始终冲锋在前，无畏向前。在肉搏的战斗中，他熟练地挥舞着斧头，左砍右劈，英勇无畏，战士们对他敬称“斧头将军”。就连周恩来、朱德也赞誉他为“斧头将军”。
1929年，德兴县的首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张家畈的饶家祠堂隆重举行。会议期间，方远辉被选为县苏维埃政府的主席，而黄开湘则担任了县苏维埃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与此同时，中共德兴县委和共青团德兴县委也分别召开了代表会议，吴先民被推选为县委书记，彭高则成为了团县委书记。此外，德兴赤色独立营应运而生，黄开湘被任命为该营的政治委员。自此，黄开湘逐步崭露头角，成为了赣东北苏区早期党政军领导层的重要成员之一。
1930年新春伊始，正当赣东北苏区的发展稳步推进，国民党反动势力却调遣其第十八师戴岳部，实施所谓的“长驱直入”战术，分兵六路对赣东北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区域性的“围剿”。
1月6日，面对根据地的危机，方志敏巧妙地运用了“围魏救赵”的策略，指令德兴独立营深入敌后，潜入敌军的核心地带——上饶县城。
18日，我红军独立团成功突破外围防线，将上饶县城严密包围，形势犹如水泄不通。当夜，德兴独立营与我军紧密配合，内外夹击，迅速攻取上饶，敌军守将只得弃城而逃。紧接着，方志敏在坑口乡上饶县召开了首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上选举黄开湘为县苏维埃主席，并正式组建了上饶红军游击大队。
1930年5月，方志敏与周建屏携手率领红军独立团，连战连捷，攻克了众埠、乐平、河口、鄱阳等多地。至7月初，红军的锐不可当之势直指景德镇。
7月4日，我红军独立团自弋阳芳家墩启程，一路行进至乐平段家村，随即换上了国民党保安团的旗帜。周建屏与黄开湘分别化装成敌军团长与团副，带领部队悄无声息地逼近景德镇。至6日凌晨，部队抵达城门前。正当守城敌军准备放行之际，红军队伍中几个被俘士兵突然反戈一击，大声呼喊。敌军急忙关闭城门，黄开湘迅速将一把斧头插入两扇城门的缝隙，使得城门无法关闭。周建屏随即向门缝内投掷数枚手榴弹，“轰！轰！”几声巨响过后，敌军伤亡惨重，有的命丧黄泉，有的哀嚎不止，其余敌军纷纷溃逃。红军趁机迅速攻入景德镇，睡梦中的敌军误以为是神兵天降，纷纷举手投降。此战共俘虏敌军400余人，缴获长短枪500余支、黄金2000余两、银圆50万元，并吸纳了众多煤矿、瓷业工人，壮大了红军队伍。
7月21日，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赣东北苏区的独立团得以扩编，正式命名为红十军。该军下辖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三个团，周建屏担任军长，吴先民担任代理军政治委员，黄开湘则同时担任军参谋长并兼任八十二团的政治委员。
九月，红十军再接再厉，相继攻克鄱阳、湖口、都昌三座县城，成功击溃了敌军张超的警卫团以及南京财政部税警营。此次行动中，我军缴获步枪八百余支、机枪十余挺。随后，红十军的主力部队由原先的三个团改编为一、四、七三个旅，同时新建军部特务团、机炮营，全军兵力扩充至六千余人。紧接着，三十多个地方武装干部连同部分红军游击队汇合后，组建了赤色警卫师，由黄开湘担任师长，赣东北军委主席方志纯兼任政治委员。至此，赣东北红军的总数已达三万余人，装备枪支两万余支。在闽浙赣省举办的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黄开湘同志当选为省苏维埃执委会委员。
2000两黄金、超过100万元的银圆以及40余箱药品，这些物资对于当时经济拮据的中央苏区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在接见红十一军领导人时，周恩来、王稼祥、朱德亲自出席。朱德在交谈中，还慷慨地将自己的手枪赠予黄开湘，语重心长地说：“今后不用再拿斧头了，这支枪就送给你。”黄开湘面对这支乌黑发亮的六轮手枪，既喜爱又难以启齿地推辞。朱德总司令却笑着回应：“这枪不好吗？这是从张辉瓒那里缴获的，德国制造呢！”见朱老总如此慷慨，周恩来也笑言：“你们为中央带来了这么多黄金和白银，中央却无以为报，这样吧，我这块手表也送给你，为你的斧头将军增添装备。”
不久，黄开湘转至红军学校深造。学成归来后，他被委以重任，担任红七军团第十九师的师长之职。
02、顶撞李德的政委
1933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在中央苏区拉开序幕。为了确保前线红军的物资补给得到充分加强，中央军委特地设立了红军总供给部，并任命赵尔陆担任部长一职。同时，调任红七军团十九师师长黄开湘担任政委。黄开湘上任后，借鉴赣东北苏区的成功做法，并经军委批准，在中央苏区各县的交通要道设立了不同层级的兵站。
在博古与李德的错误指挥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战局日益恶化，根据地面积不断缩减。面对敌军的步步紧逼与包围圈逐步缩小，红军不仅在军事上遭受了惨重损失，生活上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即便手头略有银两，也难以购得食盐、大米、药品、布料等基本生活物资。红军陷入了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艰难境地。
李德无法忍受这种艰辛的生活。记得有一次，他在沙洲坝军委机关召开会议，恰逢午餐时分，目睹同事们用开水烹煮酸菜，他立刻离开了军委，匆匆返回自己的住所，以求享用洋面包。他每日需抽尽一整筒上等香烟或一垛雪茄，且每晚必吃夜宵。
为了取悦这位“洋顾问”，博古特意关照供给部，确保对李德的物资供应无微不至。他甚至特别指示供给部派遣人员深入敌占区，采购李德所需的各种物品，以期提升其生活满意度。红军在前线缴获的高级罐头、香烟、雪茄以及洋面粉等战利品，无不设法送往供给部，以供这位“太上皇”享用。为了将“战利品”送达李德手中，无数红军战士不惜牺牲。
理应而言，李德的心境应当得以平复。然而，这位高高在上的“太上皇”，对红军战士的艰辛生活却视若无睹。他剩余的饭菜，往往随意丢弃，更令人愤慨的是，每当物资短缺，他便径自前往供给部，大发雷霆，对他人进行斥责与训斥。
黄开湘心中郁积了满腔怒火。某日，李德再次前往供给部索要牛肉与罐头，管理员向他解释道，目前罐头已经缺货，唯有鲜蛋可供选择。李德似乎并未听懂，亦或是存心要激怒管理员，随即开始口不择言地咒骂。恰逢黄开湘路过，见状怒不可遏，便破口大骂：“你这无赖之徒，少在我面前摆出一副老大的架势！”
尽管在中央苏区的背后，有众多人士对李德持反对态度，然而，敢于正面与他冲突的人却寥寥无几。特别是黄开湘这一级别的干部，竟敢与他唇枪舌剑，这让李德的面子受损，气得他朝着黄开湘大声斥骂：“你这头公牛！真是一头好斗的公牛。”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开湘对李德的傲慢与专横深感不齿，于是愤然决定前往周恩来处，强烈请求投身前线。
1934年春季，黄开湘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军委任命他接替谭政，担任红一军团一师的政委职务。自此，黄开湘与师长李聚奎并肩作战，共同率领部队参与了广昌保卫战、石城阻击战等一系列重要战役。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遭遇挫败，不得已启动了战略性的撤退，从而开启了那闻名遐迩的、长达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征程。
03、泸定桥英雄
“长征结束后，我担任红四团的政委一职，不久后，黄开湘同志接替了耿飙同志，担任团长一职，直至1935年12月，黄开湘同志不幸离世。”
在此期间，为确保党中央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安全，黄开湘与杨成武指挥红四团于松坎执行了长达七天的警戒任务。
1935年5月初，红军来到大渡河畔。蒋介石派部队前堵后追，妄想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红一师一团在杨得志团长的指挥下强渡大渡河，打开了北进的第一条通道。27日清晨，军委直接电令黄、杨率红四团从安顺场出发，沿大渡河西岸，向泸定桥奔袭，全程320里，三天赶到。从红四团的驻地到泸定桥全是山路，且崎岖泥泞，有的还是绝壁开凿出来的栈道。时令虽是初夏，但这里寒气逼人，山上白雪皑皑，银光耀眼，山下河水湍急，吐着白浪，令人心惊目眩。老天又不作美，下起倾盆大雨，行军十分艰难。部队刚走了60里，先头部队便与敌人接上了火。当这股敌人被消灭之后，前面又报告说有一营敌人扼守在山上。等把这两股敌人消灭之后，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天。这时，军团又电令：“黄、杨：军委传令，要求左路军于明日夺取泸定桥。你们务必迅速、灵活、机动地完成这一光荣使命。此次战斗，你们需突破以往，沿州和五团夺鸭溪，创下一日行军160里的纪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的模范。坚信你们一定能完成任务，我们预祝你们胜利！林、聂。”
黄开湘从杨成武手中接过电报说：“何止160里，而是240里！好吧，我们拼死也要完成任务。”在黄、杨的领导下，红四团全团上下边动员边行军，一天一夜走完240里，凌晨6点，准时到达指定地点。面对着滔滔河水上仅剩下13根铁索的泸定桥，黄、杨决定由二连连长廖大珠等22名战士组成敢死队冲过去。敢死队员们背插马刀，手提驳壳枪，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的炮火勇敢地向前冲去。黄开湘站在桥头坐镇指挥，杨成武带着第二梯队紧跟在敢死队后面配合。只见红军战士们一边铺桥板，一边向前逼近，以大无畏的精神、压倒一切的气概向敌人扑去。经过数小时的战斗，终于夺取了天险泸定桥。当天夜晚，刘伯承、林彪、聂荣臻顾不上休息，在黄、杨的陪同下来到泸定桥。刘伯承站在桥中间动情地说：“泸定桥啊，泸定桥啊，我们为你花了多少人马，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终于胜利了。”聂政委也激动地说：“是的，我们胜利了，这胜利是多么不易啊！”第四天，军委向全军通报，对红四团的英勇事迹给予了高度赞扬。
04、草地先锋奇袭腊口
红军抵达川北后，面临粮食极度匮乏的困境。即便身为高级干部，黄开湘依然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同宿同食。他自幼放牛，对野生蔬菜了如指掌，一到驻地便亲自带领战士们采摘野菜。所剩无几的粮食，他总是优先分给伤病员。
8月17日晨，红四团正在开干部会，忽然接到毛泽东打来的电话，毛泽东在电话里说：“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四团为先锋团，要求四团在茫茫的草地上为全军走出一条北上的路线来。”黄开湘放下电话对政委杨成武说：“毛泽东主席将首度穿越草地的艰巨任务托付给了我们，这是全团的荣光，我们必须不辱使命，坚决完成任务。”黄开湘与杨成武率领红四团在草地上艰难摸索，英勇奋战了六日，最终为全军打通了一条通向胜利的北进之路。在这短暂而紧张的六天里，红四团付出了200多名年轻战士宝贵的生命。
1935年9月，红四团到达甘肃境内龙江。15日，接到师部转来军委的命令：“红四团继续北上，向甘肃岷州前进，三天之内夺取腊子口，扫清前进中阻拦之敌。”黄开湘和杨成武进行周密部署，杨成武带一支部队作正面佯攻，黄开湘率部队迂回翻越天险，居高临下，用手榴弹炸毁敌碉堡。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敌军全线崩溃。腊子口战斗是红军长征中少见的硬仗之一，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这一仗打出了红四团的威风，充分显示了黄开湘的军事指挥才能。事后，毛泽东风趣地说：“有了斧头将军（黄开湘）与白袍小将（杨成武）的领军，即便火焰山也能翻越。”
1935年10月，甘泉之畔，我军中央红军与徐海东、刘志丹指挥的红二十五军、二十七军实现了胜利的会师。翌日，一场隆重的会师大会在此召开，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同志均莅临现场。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自瑞金启程，越过都河，至今已有267日，我们跋涉了11个省份，据一军团统计，行程达二万五千里，这无疑是一次长征，一次真正意义非凡、史无前例的伟大远征……”听闻毛泽东的这番话语，黄开湘激动地对杨成武感叹：“胜利的取得真是来之不易啊！”
05、红军将领蒙冤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特派慰问团莅临赣东北革命老区，由谢觉哉、邵式平两位领导人领队。此次慰问团肩负五项主要使命：首先，向老区人民传达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深切关怀，让人民群众深切感受革命胜利的荣耀。其次，广泛宣传毛主席“传承革命精神，追求更高荣誉”的号召，激励和教导老区人民及干部。再次，搜集整理各地人民英勇斗争的感人故事以及军烈属的生活状况，向上级汇报。第四，对生活陷入困境的军烈属提供必要的救济。第五，妥善处理历史遗留的“平反”问题，为那些在“肃反”中不幸错杀的苏区干部、群众和红军战士平反昭雪。在慰问老区人民的过程中，慰问团还承担了一项具体任务，即对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老干部、红军战士以及革命烈士的相关信息进行登记归档。
慰问团抵达方志敏、黄开湘的故里——弋阳县漆工镇，在实地考察中得知，第五次反“围剿”的挫败使得苏区沦陷，赣东北苏区陷入了国民党军队的残酷镇压。他们采取了烧、杀、抢的灭绝手段，致使众多村庄化为废墟，无数苏区干部与民众惨遭屠戮。漆工镇就有598户家庭被灭门。黄开湘的家族亦未能逃脱此劫，他的妻子为了生存，不得不远嫁他乡；唯一的女儿被迫过早地成为了他人的童养媳；年迈的母亲在街头乞讨度日；而他的四个弟弟则英勇地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派遣的慰问团的关怀下，黄开湘的亲属及老区众多民众同声欢欣。然而，信息不畅的局限让黄开湘的家人和同乡们仅知晓他在赣东北苏区的过往，而对黄开湘随红十军前往中央苏区的详情一无所知，更不知他是否依然健在。中央慰问团亦无法从黄开湘的亲友那里探得真相。直至后来，某位地方官员仅凭揣测与传闻，轻率地宣称黄开湘在长征途中脱离了革命队伍，这一说法在黄开湘的登记表中留下了与事实相悖的记载：“此人在长征途中无法承受艰辛，叛离革命队伍，下落不明。”（注：该登记表现存于弋阳县档案馆）。这一不实之词，让黄开湘的家属及其同乡们始料未及。正因这行字，黄开湘的家属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未能享受到应有的烈士家属待遇，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
直至1959年，关于黄开湘的消息依旧杳无音信，弋阳县民政局方才恢复了对黄开湘女儿烈士家属的待遇。然而，黄开湘的具体牺牲时间，以及他离开赣东北苏区后的行踪，至今仍是个谜。
06、英雄名载革命史册
1985年，《杨成武回忆录》得以公开发表，杨老在书中多次提及他的得力助手——红四团团长“王开湘”，此举引起了中共弋阳县委秘书黄泽生的特别注意。黄秘书与黄开湘烈士同乡同宗，并具备深厚的史学功底，他坚信书中所描述的“王开湘”正是他的同宗前辈——黄开湘。
黄泽生迅速向时任弋阳县委书记传达了他的观点。不久之后，在杨成武将军的应允下，中共弋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得以前往北京对杨成武将军进行了专访。
1986年6月30日，杨老在自家的办公室里，热情地接待了远道而来的黄开湘故乡的客人。在初次见面时，他首先对弋阳老区的民众表达了由衷的敬意，对已故的亲密战友黄开湘则充满了无尽的怀念。接着，他娓娓道来，深情地回忆起长征路上与黄开湘并肩作战、同甘共苦的难忘时光。
他来自江西弋阳县，是在赣东北红十军的磨砺中成长起来的干部。在军委供给部担任政委期间，他曾因与李德发生争执而主动请缨上前线。他的年纪比我长，过去的职务也比我高，因此我对这位政委始终抱以深深的敬意。”
谈及黄开湘在长征中的英勇事迹，杨老情绪激昂地述说：“在长征途中，黄开湘指挥了土城阻击战、飞夺泸定桥、奇袭腊子口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战役，每一场战斗都是激烈的恶战和险象环生的挑战。他的卓越指挥才能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在穿越草地时，更是毛泽东亲自点将，指定我们红四团作为先锋部队。黄开湘勇冠三军，行事果断，尽显一位杰出将领的风范。”
谈及黄开湘之死，杨老悲痛地回忆道：“1935年11月，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在甘泉成功会师次日，我与黄开湘接到中央紧急通知，策马疾驰，一路奔波五十余里，赶到全军团干部会议。会议结束后，汗水淋漓。在会上，聆听了毛泽东的总结报告，内心倍感振奋。会后，中央考虑到大家久未尝到荤腥，遂决定每人发放一块大洋以资加餐。当时陕北物资匮乏，一块大洋却能购买五斤猪肉，三块大洋便可购得一只羊。我们老战友欢聚一堂，畅快淋漓地享用了一顿佳肴。返程途中，却不幸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或许因奔波劳累、淋雨受寒，加之饮食油腻，我和黄开湘均不幸染上伤寒。他病情比我严重，我亲自将他送至军委卫生部接受治疗。谁料，这竟成了我们永别的契机。1935年12月某日，我接到黄开湘不幸去世的噩耗，悲痛欲绝，不顾自身病痛，立刻带着政治处主任谭冠三和警卫员，骑马直奔卫生部医院。然而，当我们赶到时，黄开湘的遗体早已被安葬。”
在卫生部长姜齐贤的陪同下，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烈士墓前。此处并无花圈与墓碑，仅见新埋的坟墓被厚厚的白雪覆盖。姜部长向我们娓娓道来，黄开湘同志在住院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多日体温高达40摄氏度，陷入了昏迷。加之医院药品短缺……听闻姜部长的叙述，我不禁悲痛欲绝，泪水如泉涌。尽管身患未愈之症，我仍默默地来到甘泉罗汉川洛河岸畔，于其墓前树立了一块木碑，上书“红军团长黄开湘之墓”。黄开湘同志留给我们的遗物仅有一块手表和一支左轮手枪。后来，这块手表被赠予了聂荣臻政委，而手枪则送给了左权参谋长。
最终，杨老郑重地向党史办的同事们叮嘱：“你们务必回去后大力宣传黄开湘的事迹，他是人民心中的伟大功臣。”
岁月流转，黄开湘英勇牺牲五十年后，他的辉煌事迹迅速在家乡广为流传。
1990年春季，担任弋阳县漆工镇党委书记的黄泽生，携带着深厚的乡土情感，以及对革命先辈们的深切敬仰，趁着公差之机再次前往京城拜访杨成武将军。在交谈中，杨老透露，由于他福建口音浓重，秘书在整理书稿时不慎将“黄”误写成“王”，留下了一丝遗憾。杨老亦向黄泽生提及，黄开湘的女儿曾在他家中暂住了一段时间。面对黄开湘的亲朋好友，杨老不禁情绪激昂，他说：“黄开湘是长征途中的英雄，我们应当永远铭记他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