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党的“十大”圆满落幕之后，我特地前往探望主席。我们首先回顾了大会的诸多细节，主席谈及自己的腿脚不适，因此决定让代表们先行一步。话题便此引申至主席的健康状况，进而聊到了《木兰辞》。
在交谈过程中，主席忽然提问：“你们辽宁有个叫张铁生的，你们听说过吗？”我感到有些出乎意料，不确定主席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于是简单回应道：“听说过了。”
主席言：“吾于新华社内参中得悉，《辽宁日报》刊载了张铁生所撰之文，竟置于试卷背面。闻诸舆论，评价各异，或赞或弹。吾独以为佳，堪称极佳，正体现勇于逆流而上之精神！吾欲《人民日报》及中央各大报刊全文予以转载。此外，编者按语亦妙笔生花，亦应一并转载。”
主席手指向我，语气中带着几分郑重：“张铁生，他是辽宁人，你们与省委的同事们都应深入研读他的事迹。此外，那篇编者按语措辞精准，文笔出色，你们都要认真学习。”
我心中的重石终于落地，轻声吐露：“那篇编者按语，竟然……出自我的手笔。”
主席微微一惊，似乎既感意外又难以置信。他紧锁眉头，目光如炬，直视我的双眼。我坦然以对，轻轻点头。他的脸上逐渐浮现出笑容，连续点头两次，显然是已深信不疑。
我提及：“在上一个夏日，正值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之际，我曾向您汇报过辽宁的相关工作。在谈及教育领域时，我指出，当前教育领域的主要矛盾是教学质量的不达标。然而，您立刻反驳道：‘非也！真正的矛盾焦点在于哪个阶级掌握着学校的领导权。’”
主席指出：“确实，你对主要矛盾的理解有误。列宁曾强调，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这一目标是否已实现？”
在今年的五月，中央工作会议的间隙，您曾向我咨询关于辽宁下乡知识青年的数量，并提及当前大学招生的主要对象为这些下乡青年，并希望我深入调研他们对大学招生政策的看法。返辽后，我特地前往省内下乡知识青年汇聚的盘锦地区，走访了数个青年点，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并亦与农场、公社以及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干部进行了交流。
“他们怎么说的？”
我说：“根据中央的明确规定，此次招生面向的对象并非应届高中毕业生，而是那些拥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以及解放军战士，尤其是那些曾经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这些人在生产与工作一线辛勤耕耘，中学所学的数理化知识几乎都已淡忘。招生文件一经发布，家境优越者，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子女，以及部分收入较高的知识分子家庭，纷纷将生产任务置于一旁，匆匆赶回城市复习，准备迎接高考。更有甚者，不惜重金聘请家庭教师进行辅导。正值五月和六月，辽宁水稻产区正值农忙时期，自五月开始便是育秧、整田，六月则是插秧的关键时刻，必须在七月十号之前完成。为了抢抓时间，那些留在乡下未能回城的青年们，每日需从事超过十小时的重体力劳动，收工后疲惫至极，倒头便睡，无暇顾及夜以继日的复习。一些生产队的知识青年已纷纷逃离。人误一时，地误一年，生产队的干部以及带队的老农们，焦急万分，不禁怒骂不已。”
对于今年大学招生相关的文件，我曾浏览过，但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直至依照主席的建议进行了深入调查，我才深刻领悟到您为何让我深入基层，广泛听取下乡知识青年的心声。显而易见，高考招生实乃一项影响深远的举措。”
主席表示：“我一向抵制仅凭一次考试结果来评价年轻人是否具备真才实学的做法。我曾多次强调，历史上许多状元并非真有才华。恰恰相反，那些未曾中举的人，如蒲松龄，他从十七岁开始应试，直到七十岁，须发皆白仍未中举。然而，他创作的《聊斋志异》却成为古代短篇小说中的佼佼者。再看曹雪芹，他的秀才身份都尚未有确切记载，却能创作出《红楼梦》，成为古典长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谁能说他们缺乏文化素养和知识？相比我们大学的中文教授，又有几人能超越他们呢？”
我看呐，所谓知识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书本上的知识，另一类则是实践中的知识。书本知识，实则多为前贤在探索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对实践经验所做的总结。纵然博览群书，若不投身实践，前人的智慧便无法内化为自身的经验。我国的教育体系，往往偏重于书本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实践同样构成知识的一部分，这无疑与实际生活存在较大脱节。
党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什么叫社会主义觉悟？就是始终把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我们是要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包括从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人，不是培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看不起劳动人民的精神贵族。我在党内多次提出：列宁为什么说学校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列宁意识到，学校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要占领。青少年代表着未来，哪个阶级统治学校，就为哪个阶级培养未来的接班人。我们共产党自己管的学校，都有党委和党支部，就是要保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我担心，他们可能辛辛苦苦，在那里培养将来挖共产党祖坟的人呐。
必须推行教育革新。中学毕业后，学生应投身社会，参与劳动实践，通过实际磨练来增长才干，随后在具备丰富实践经验的劳动者群体中选拔并培养大学生。否则，若是从小学到大学，长达十六七年的时间都在教室中度过，培育出的将是一群缺乏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只会死记硬背标准答案，且仅能应对考试的学究式人物。这样的人极易受到资产阶级的误导、拉拢和腐蚀。
我言道：“你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教，斥责我不过是个典型的书生。大学文凭到手后，你劝我远离都市的繁华，投身野战部队的最前线，从一名普通士兵做起，从头开始学习。”
主席面带笑容地指出：“因此，我希望军工学院的学生们能够深入农村，参与四清运动，与社会实际接触，增进对社会的认识。他们虽然读了大量书籍，但如果对中国社会、工人和农民缺乏了解，在未来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他们能否解决实际问题，实在难以预料。经过文化大革命，大学招生的目标和对象都有了新的变化，延续以往的教育选拔方式是否适宜，令人质疑。正是出于这样的忧虑，我要求你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广大民众，尤其是下乡知识青年的心声。”
我言：“辽宁省教育局已决定先行开展数项考试试点，然而在数理化考试中，众多知识青年未能达到及格标准。”
主席问：“怎么办？”
我提及：“省委领导亲自聆听了教育局的汇报。在汇报中，他们提到了沈阳医学院的试点进展。面对那些长期从事下乡、下厂工作的招生对象，对于考题的难度把握不足，于是我们邀请了全院副教授及以上级别的专家学者，要求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先行完成数理化试题，并据此提出建议，以便确定合适的考题难度。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即便是这些专家教授，也大多未能通过考试，许多人甚至提交了空白试卷。”
主席问：“哦？这？”
我感慨道：“起初，我对这种说法也抱有怀疑。难道高等学府的教授们的知识储备竟不如中学生？于是，我请求他们提供医学院的数理化试卷，我将其带回家，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并依照他们的评分标准进行了评分。”
主席问：“结果呢？”
我言道：“在数学这门科目上，代数部分尚能达标，但几何题目中多数却令我束手无策，整体而言，数学成绩勉强及格。物理的表现略好，分数在七八十分之间。至于化学，我的表现堪称惨淡，几乎可以说是白卷一份。综合数、理、化三科，平均成绩未能达标。当时……”
主席畅怀大笑，手指着我，幽默地调侃道：“连你也都……也都，未能达标，呵呵呵呵！”
我自信地表示：“我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的无线电工程系，并且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导弹工程系，难道我的中学文化水平还不够吗？直到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沈阳医学院那些教授的处境。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领域都是国内顶尖的专家，确实有真才实学。然而，由于多年未接触中学课程，面对中学的数理化题目，他们也不免感到棘手。在化学考试中，几乎所有人都交了白卷。唯一一位化学成绩优异的教授，他专注于药理分析，日常工作中始终与化学打交道。”
“唉！”主席深深地叹了口气，感慨地说：“那些教授们，他们或许正是当代的曹雪芹、蒲松龄。若非他们交出了白卷，未能及格，恐怕是我们的教育体系本身尚有不足之处。”
我言道：“回想起那些在农村辛勤插队多年的知识青年，鉴于省里无法确保他们享有与应届毕业生同等充分的复习时间，便不应继续沿用过往针对应届中学毕业生的考试模式。两天后，我在省委常委会上公布了本人的考试成绩。我指出，继续采用旧有的考试方法，对于全省数十万下乡的知识青年来说，显得尤为不公。”
主席指出：“这不仅是不公正，更重要的是无法真实地展现青年人的实际情况和能力水平。科举制度自隋唐时期诞生，便打破了传统的世袭体系，实现了人才的公平选拔，这在历史上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然而，特别是明清两朝，科举制逐渐陷入了僵局，脱离实际的八股文成为束缚，令人窒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对科举制度深恶痛绝，每当有人劝他复习准备考试，他总是不屑一顾地白眼相待。这恐怕正是曹雪芹内心的真实写照。如今，我们的考试体系虽以新八股取代了旧八股，却同样步入了死胡同。若不进行教育改革，继续对青年进行残害，埋没人才，误导学子，后果不堪设想！”
张铁生
我提及：“据省教育局局长汇报，锦州试点中有一位青年在物理化学考试中选择了白卷，却在试卷背面写下了一篇论述。这位青年名叫张铁生。我特地调阅了他的试卷，阅读了他的文字，深感其与我内心情感相契合。因此，我要求省教育局派遣人员前往锦州对张铁生进行一番调查。调查结果反馈后，省委进行了听取。他们表示，张铁生在中学毕业时成绩一般。1968年，他响应国家号召，前往农村插队，并后来成为生产队长。由于长期投身于生产队的工作，他鲜有闲暇复习。曾有一头重要的牲畜生病，他带着牲畜走遍了全县，四处寻医问药，却最终未能挽救其生命。面对这一打击，他悲痛欲绝，发誓要学习兽医知识，于是报考了朝阳农学院的兽医专业，立志毕业后返回农村，成为一名兽医。”
“好极矣！真是有志之士！”主席一边拍打沙发扶手，一边说道，“正是应当选拔此类青年进入大学深造。他在试卷背面所书写的文字，堪称一篇抨击现行教育体系的战斗宣言。”
我提及：“据调查的同志反馈，他随后获得了几天的复习机会，并更换了理化试题进行重考，成绩达到了七十多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建议，将他的试卷刊登在《辽宁日报》上，旨在全省范围内引发一场关于大学招生应采取何种方法的讨论。常委会对此表示赞同后，我着手撰写了那篇编者按。”
主席称赞道：“情真意切，文笔流畅！我要求《人民日报》在转发时，务必连同编者按语一同刊发。今日方知，这佳作出自你的妙手。”
我言道：“我将致函教育局，恳请其对朝阳农学院的兽医系施以关照，以确保他能够顺利被录取。”
主席询问道：“您所指的朝阳农学院，是否正是您先前提及的那所致力于在农村地区开展教育的农学院呢？”
我言道：“正是那所高等学府。陈锡联遵照您的指令，毅然将沈阳农学院从市区迁往辽宁省内最为贫困的朝阳地域。”
主席指出：“当前，我们强调科学耕作，然而缺乏的正是身处生产一线的农业技术人才。那些农科大学的毕业生们，普遍倾向于在获得国家薪酬之后，选择留在城市，而不愿意投身农村。”
我曾提及：“去年，你曾与我讨论过此议题。经过与陈锡联商议，我们计划今后逐年从全省各生产大队直接挑选优秀青年送往农学院深造，毕业后返回原大队担任技术员，我们称之为‘社来社去’。他们归队后，将与社员一同记工分，同时国家每月将给予他们三至五元的补贴。我们的目标是，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使每个大队都拥有一名稳定的技术人才。在遇到实际难题时，他们可以随时与农学院的老师保持联系。经过若干年的工作积累，他们再分期分批返回学院接受进一步的培训与提升。或许，我们还能培养出一代农业领域的专家。”
主席频频颔首赞同道：“这个举措确实不错，我全力支持。关于你们提及的那所培养教授的医学院，是否也可以考虑为各个大队培育一批医生？重点选拔现有的赤脚医生，他们毕业后能回到农村，那里更需要既懂医术又懂药理的人才。”
我回应道：“我认为可行。我将与陈锡联商议此事，并计划明年启动试点工作。”
主席问：“今年不行吗？”
我说：“来不及了，今年招生工作已经结束了。省教育局研究过多次，今后如何从知识青年中招生。他们提出过几个方案，教育局长向我汇报过，比较倾向的方案是，考生的成绩由三部分构成。首先是中学毕业时的成绩与表现，占比30%；其次是其在生产或工作单位中获得的群众评议，同样占比30%；最后是本次高考的成绩，占比40%。”
主席言道：“不妨先尝试一番，遇到问题后再加以改进即可。”
我指出，当前存在几点争议：首先，全省中学在成绩评定标准上存在显著差异，我们是否应当推行统一的毕业考试？其次，关于各部分成绩比例的设定，如何确定更为合理？第三，如何确保每位青年都有充分的复习时间？此外，还需确保群众评议的公正性，避免出现关系户、走后门等不良现象。在实施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在盘锦市大洼区，一位农场干部向我提问，为何大学招生考试不能安排在冬季？他认为，东北地区无霜期较短，现行的考试时间正值农忙季节。若在冬季农闲时期，再加上春节期间的假期，至少能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让青年们专心备考，考前完成考试，这样既不会影响生产，也不会耽误招生工作。
主席赞许道：“这个建议颇具见地！不妨考虑将东北地区的招生安排在冬季进行。”
我回应道：“确曾有过这样的念头。然而，这牵涉到整个国家教育体系的改革，那么那些全国统一招生的院校又将如何自处呢？这些问题目前尚处于探索与研究的阶段，恐怕短期内难以得出定论。总之，我们不能仅凭一份试卷的成绩，便轻易决定了青年人的未来。”
主席提到：“你曾言及，贵省那位教育局的负责人起初不过是名小学教师。我同她有相似经历，也曾经是一名小学教师。她叫什么呢？”
我道：“她的名字叫温巨敏，身为党的‘十大’代表，她特地前来参与了此次会议。”
主席问：“张铁生参会了吗？”
我言道：“他并非‘十大’代表，故此未曾莅临。”
总书记指出：“他如同棱角分明的宝石，为何不邀请他加入呢？我们党员应当勇于逆流而上，这不是早已写入党章了吗？”
“他？哪怕不是党员，又怎……”我欲辩解。
“为何辽宁省委没有让他加入党组织？”主席打断了我的发言。
我无言以对。起初，我选择在《辽宁日报》上刊登他的试卷，主要基于对大学招生考试方法即将变革的考量，却未曾料到，主席将其提升至“战斗檄文”的高度，进而将其与党章中“共产党员要敢于反潮流”的规定相提并论。
1973年岁末，在中央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调换的会议上，毛主席再度提及张铁生的名字，他明确表示：“辽宁涌现出张铁生这样的人物，众说纷纭，有的赞誉，有的批评，而我的看法是肯定的。关键在于，他敢于逆流而上！”
1974年，辽宁省在选举全国四届人大代表之际，中央的纪登奎同志特地拨通了省委的电话。他透露，应毛主席的提议，中央特别为辽宁增设了一个代表名额，并指定张铁生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提名候选人。翌年，在全国人大会上，张铁生成功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
1986年1月，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中，我因涉嫌图谋颠覆XXXXXXXXX，以及意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等多项反革命罪行，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之处罚。
在法庭审理中，我确认了在《辽宁日报》上刊登张铁生试卷及亲自撰写编者按的真实性，并提及了毛主席指示《人民日报》予以头版转发的相关情况，以及我对省委未批准张铁生入党的质疑。对于法庭对我提出的涉嫌破坏辽宁省教育事业的反革命刑事犯罪指控，我提出反问：毛主席的行为是否也构成了破坏全国教育事业的反革命刑事犯罪？这起事件仅仅是党内关于教育路线和具体政策的不同意见，不应被定性为刑事犯罪。
最后法院认定，发表张铁生的答卷，是我构成反革命刑事犯罪的主要罪证之一。在我的判决书中，有关张铁生答卷问题的部分全文如下:
“一九七三年七月，毛远新被告人将张铁生塑造为‘典型’，继而声称‘得用这块棱角分明的石头去击打他人’。这一举动导致了张铁生四处散布反革命言论，诬陷并迫害老干部。”
我需澄清一点，我只是在引用毛主席的比喻，称其为“有棱有角的石头”，绝非暗示要“打人”。至于他是否“进行反革命煽动，诬陷迫害老干部”，我实不知情。
1989年，我获准从秦城监狱保外就医，从朋友那里听说，张铁生同样因反革命罪名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当时，几乎所有报刊杂志都将他冠以“白卷英雄”或“白卷先生”的称号，并将他视为江青及其“四人帮”所倡导的“读书无用论”和“摒弃文化”观念的象征。
若国家法律判定在《辽宁日报》与《人民日报》上刊发其试卷已构成反革命刑事犯罪，那么责任将仅由我和毛主席共同承担。然而，我们二人均未曾持有“读书无用论”、“摒弃文化论”等观念。江青等四人起初对此事一无所知，直至毛主席指示《人民日报》将其作为头版头条进行转载，他们方才得知此事，并随后表达了支持。
附 件：
附则（一）：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封面头条
附件（二）：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封面
2005年10月，初稿拟定；至2023年5月，完成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