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在1940年发起的百团大战，体现了其在正面战场上的主动进攻策略，同时也揭示了与日军对抗时的某些局限和实际环境。相比以往对手，日军在士兵能力和武器配置上占有明显优势。尽管八路军当时已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获得部分补给和行政援助，但这些资源仍显不足，无法满足全面需求。
百团大战爆发前的八路军面临何种局面？战役结束后，又经历了哪些各方互动、实力调整和隐显对抗？
日本受激进势力影响，整个国家逐步转化为军事体系，自1931年东北事件后，不断从本土抽调士兵和物资至中国大陆，并将精锐部队部署在北方地区。由于东北军阀部队先前败退，当地武装力量薄弱，加上中央政府重点置于南方沿海，对北方复杂形势难以有效干预。
在这种困境中，北方地区出现权力真空，为从陕北转移至山西的部队提供了活动余地。随着抗日形势恶化，山西地方领袖阎锡山及南京当局均对改编后的八路军提供一定协助。
阎锡山出生于1883年10月8日，逝世于1960年5月23日，别号百川或伯川。
几场大型战役暂告段落后，日本从1938年秋季起转向结合军事与政治手段，提出优惠条款试图招降。面对军事压迫和招安压力，许多杂牌军和官员加入伪组织，一度削弱抗日阵营。同时，国共间出现分歧，八路军难以判断中央对日立场，而日军持续向西推进，因此高层决定通过一次进攻行动探明各方立场。
1940年初，日军以兵力优势袭击晋南，重创当地守军。与此同时，八路军在后方区域逐步壮大，成为日军扩张的障碍。为清除后方游击力量，日军从1939年夏季起集结北方部队，针对交通枢纽开展清剿，推行封锁策略，旨在限制并压缩抗日活动范围。八路军的反击引发日军更猛烈回击，进一步凸显八路军弱点，加重了其生存压力。
有效利用现有装备是八路军提升战力的关键。从早期起，军事练习就受到重视，并建立起一套实用规则和标准。但抗日战争开始后，八路军进入日伪包围的北方后方，一方面承受持续损失，一方面需吸收大量新人，部队规模迅速扩大。因此，如何快速指导新兵掌握武器并形成战斗能力，成为首要任务。
从1939年初，察觉到部队增长过速和装备短缺的八路军指挥部连续下达整顿命令，要求规范部队建制，并提升各级人员在军事、政治和文化方面的素养。
对八路军士兵而言，主要战斗技巧涵盖投掷、射击和格斗。在投掷方面，由于缺少重武器，现有炮类因无弹药而无法使用。因此，八路军强化近距离优势，并借鉴日军投弹经验，重点练习手榴弹使用。在平型关交火中，八路军首次与日军接触时，多名士兵因手榴弹而阵亡。
1937年10月9日，一二九师负责人刘伯承建议占据高地，用手榴弹对抗敌方。随后，1938年2月，朱德在总结八路军半年抗日经验时指出，日军并非特别坚韧，对手榴弹有畏惧。尽管手榴弹在实战中发挥作用，但也暴露缺陷，如部分士兵投掷不准，导致意外伤及同伴。
刘伯承原名刘明昭，出生于1892年12月4日，逝世于1986年10月7日。
在射击方面，弹药消耗巨大。投掷可用木制品模拟，但射击需实际子弹才能有效。由于中央配发弹药常有短缺，虽有阎锡山偶尔援助，但仍无法满足需求。
根据记录，1940年1月至2月，八路军消耗步机枪弹4048500发、迫击炮弹566枚、山炮弹78枚、手榴弹78500枚。1940年4月20日，朱德、彭德怀和左权报告称，八路军总弹药存量为8482361发。虽数字较大，但部队人员流动频繁，射击指导粗略，许多干部使用不熟练。
此外，为保障作战，实弹打靶需严格控制，这限制了普通士兵练习机会，其射击水平保持较低。
在格斗方面，从早期起便是八路军强项，但面对体格健壮、技能娴熟的日军，即使资深士兵也难占上风，新兵更显不足。一方面，八路军士兵体能较弱，另一方面，格斗所需刀具严重不足，只能依赖中央补充或战场缴获。
此类刀具需优质材料和工艺，抗日初期供应紧张。为弥补，八路军强调投掷杀伤与近身搏斗相结合。
突出射击、投弹、刺杀和接近等四种技能，是八路军在动态敌我环境中必要的选项。除集中整训外，各部在战斗空隙也对新人开展军事指导和实战练习。整训后，在战场上如何应用？阵地对抗对缺少重武器和弹药的八路军不适宜。面对日军，八路军需调整方法以发挥自身长处。
战略战术选择不仅涉及武器和人员等军事要素，还需考虑政治、经济等因素。如前所述，八路军武器多限于近距步枪和手榴弹，轻重机枪稀缺，攻克据点所需炮类更少。部队流动多，训练不严，士兵对步枪、手榴弹及刀具使用难达精通。因此，受装备和素质限制，八路军对日作战以近距为主。
经过多次交锋，八路军总结出设伏和分散作战的益处，更适于依赖近距的部队。
一方面，在局部集结兵力或火力，可暂缓装备和素质差距；另一方面，设伏、突击和分散行动，能增强隐蔽，减短距离，快速进入格斗，并增加意外性，削弱日军技术优势。
这是百团大战中用代价换取的教训：贸然攻打据点造成损失，且难抵挡日军反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