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的那边，是路还是梦？
清晨五点，天边刚泛起一丝青灰，通城镇的老石匠陈德福已经坐在自家门槛上，眯着眼抽旱烟。他脚边放着一双磨得发白的胶鞋，鞋底还沾着昨夜巡路时带回来的碎石。远处，兰英大峡谷如一道巨大的裂痕横亘在群山之间，云雾缭绕中，那条贴着悬崖蜿蜒而上的“绝壁公路”若隐若现。
“老陈，又去巡路？”隔壁王婶挎着菜篮子路过，笑着问。
“不去谁去？”老陈吐出一口烟圈，声音低沉，“这路，可是我们拿命换来的。”
我站在不远处听着，心头一颤。这条全长不过八公里的盘山公路，像一条细线缠绕在千仞绝壁之上，一头连着通城，一头伸向峡谷深处的几个散落村落。它不仅是交通线，更是几代人命运的转折点。
二、绝壁凿路：血与火的记忆
1998年冬，大雪封山三十七天。村里唯一的出山小道被塌方彻底掩埋，牲口饿死，孩子断了书本，老人病倒也无法送医——可这已是后话，当时最痛的，是人心的封闭。
“再不修路，娃儿们将来连山都看不见！”村支书李长根在村民大会上拍着桌子吼。
那时，没有机械，只有铁锤、钢钎和几百双布满老茧的手。陈德福是第一批上山的人，他记得第一锤砸下去时，火星四溅，震得虎口发麻。“那一锤，像是砸进了山的心里。”他后来对我说。
工地上，男人女人齐上阵。妇女们背炸药、运碎石，孩子们放学后也来帮忙递工具。有一次爆破失误，巨石滚落，砸断了青年张勇的右腿。他躺在担架上，脸色惨白却笑着说：“路通了，我瘸着也能走。”
整整三年，七百多个日夜，他们用双手在绝壁上“抠”出了一条生命线。2001年春，第一辆拖拉机轰鸣着驶过新铺的路面，全村人站在路边哭成一片。
“那声音，比过年还响。”陈德福说这话时，眼里有光。
三、路通之后：希望与失落的交织
路通了，外面的世界涌进来。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村里的小学从六个年级缩到两个班。曾经热闹的晒谷场如今长满荒草，只有老人们围坐打牌，说着“城里好是好，就是想家”。
去年清明，陈德福的儿子陈志远带着妻儿回乡祭祖。晚饭时，父子俩坐在院里喝酒。
“爸，你守这条路图个啥？工资才多少？”志远忍不住问。
#不一样的早秋漫游季#
老陈沉默良久，抬头望向远处的公路：“你们走得远，可别忘了是从哪出发的。这路，不只是水泥石头，是我们活过的证明。”
志远低头不语。他知道父亲每月只拿八百块补贴，却风雨无阻巡查三次，补裂缝、清落石，像守护自己的孩子。
那一刻，他忽然懂了：有些路，不是为了走出去，而是为了让后来的人，能自由选择走或留。
四、绝壁之上，心亦有路
今年春天，县里组织“乡村记忆徒步行”，一群大学生来到兰英大峡谷。他们站在观景台，望着脚下深不见底的峡谷和如蛇般盘旋的公路，惊叹不已。
“这是怎么修出来的？”一个女生轻声问。
导游指着远处山坡上刻着的“通城人民自力更生之路”几个红字，讲起了当年的故事。
我悄悄看向陈德福。他站在人群后面，背着工具包，脸上皱纹深刻如沟壑。风吹动他花白的头发，他没说话，只是轻轻摸了摸腰间的钢钎——那是他三十年前用过的老物件，如今成了巡路的象征。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兰英大峡谷的绝壁公路，从来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奇迹。它是无数普通人用信念在天地间刻下的一道伤痕，也是希望生长的裂隙。
五、路在人心，心在山上
如今，兰英大峡谷成了网红打卡地，无人机在空中划出银线，游客们拍照欢呼。而陈德福依旧每天走上那段最险的“鹰嘴崖”，检查护栏是否松动，排水沟是否堵塞。
有人问他累不累，他总是笑笑：“路在，人在；人走了，路还在。”
是啊，山不会说话，但这条路会。它记住了每一滴汗水，每一声呐喊，每一次跌倒又爬起的倔强。
在重庆巫溪通城镇，在兰英大峡谷的绝壁之上，一条路，连接的不只是村庄与城市，更是过去与未来，是沉默的坚守与奔涌的希望。
而这路的尽头，永远站着像陈德福这样的人——他们不高大，却撑起了整座山的重量。
